布拉特马·班纳吉：《底层：是政治主体还是历史主角》（2015）
摘要：“底层”（subaltern）不是身份（identity）也不是观念（ideality）。这个词被赋予巨大的政治灵活性、叙事敏捷性，被赋予对被化约、被工具性使用的先天抵抗力。是否因此“底层”成了一个纯粹的政治主体？“底层”在社会、文化上被标记是不是偶然？“底层”也会“成为”农民、穷人、女人、贱民；难民、移民、“后人类的人”、“赤裸生命”（bare life）。那么，“底层”真是历史主角吗？还是说在这里历史本身是主体，历史把“底层”推到前台？
底层：是政治主体还是历史主角
The Subaltern: Political Subject or Protagonist of History?
作者：布拉特马·班纳吉（Prathama Banerjee，印度新德里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
译者：陈荣钢
引用：Prathama Banerjee (2015) The Subaltern: Political Subject or Protagonist of History?, South Asia: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 38:1, 39-49.
【译注】Subaltern和Subaltern Studies也被译作“属下”、“从属者”和“属下研究”、“从属者研究”。本文译作“底层”和“底层研究”。
这篇文章思考作为一种政治主体的“底层”（subaltern）的性质。“底层”不是任何社会群体的身份（identity），也不是哲学家为了使政治能动性概念化而建构的一种观念（ideality）。
“底层”只是一个普通的名词。一群从事南亚研究的后殖民主义历史学家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狱中札记》（Prison Notebooks）中摘取了这个名词，挪用来表示所有社会群体和人口，跨越时间和空间。“底层”可以仅凭“底层”人的政治从属地位来定义。
印度，1911年左右，摄影：Oswald Lübeck
因此，底层研究中的“底层”是一个真正意义上“被发明”的范畴。“被发明”正是这个范畴的力量所在。它与任何社会、文化、历史的特殊性都不相干。这个词被赋予巨大的政治灵活性、叙事敏捷性，被赋予对被化约、被工具性使用的先天抵抗力。
诚然，人们可以说，如果“底层”一词曾有何特指，那就是它与“军队”的原始词源关联。“底层”是普通士兵或步兵，是现代军队这个精心组织的、以指挥为导向的等级制度中最低的一级。
在印度的英军步兵，1910年
在葛兰西写作时，有一种特殊的权力与普通底层相关。在20世纪初的共产主义想象中，底层既是普通人，也是国家权力的支柱。因此，平民对国家的夺取和共产主义自由的建立，取决于使底层摆脱对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顺从，并将其转变为卓越的革命力量。
这种对底层的想象成为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和20年代、30年代印度革命激进主义的依据。在一些南亚历史学家眼中，底层是不确定的人物，只由他/她相对于精英和统治者的“底层性”（subalternity）决定。
那么所以，是不是正因为这种不确定性，这种缺乏范畴特指，使“底层”成为一种纯粹的政治主体？我们是否可以定义，“底层”不在社会、文化上对应具体的人。即便底层的他/她被打上社会、文化的标记，也只是偶然吗？“底层”是不是一类凭政治/反对政治的立场就需要得到“承认”的人？是不是与历史差异无关？
“底层”也会“成为”农民、穷人、女人、贱民（Dalit，秽不可触者）；难民、移民、“后人类的人”、“赤裸生命”（bare life）。那么，“底层”真是历史主角吗？
这个普通名词的语言连续性（linguistic continuity）是不是，只帮我们理解了历史时间中独特的主体性？还是说在这里历史本身是主体，历史把“底层”推到前台？
历史是一种现代知识形式。历史，在那些被我们今时今日正式的写作、记忆模式掩盖掉、沉默掉的主体面前屡屡碰壁。这些掩盖和沉默有时是无意的，有时是故意的。
说到“底层”，是不是实属“历史学家的历史”？历史学家的历史要借“外部”批判重塑自己，借“底层”来做这种批判？
我思考“底层”这个类别的诸多问题，因为“底层”夹在“政治主体”和“历史主角”中间。
我把“底层”看成一种历史性的、而非历史学的范畴。我的意思是，拿今天的眼光看，“底层”好像是一个学术界发明的范畴。因此它处在这门学科的历史里，处在南亚历史学家的外部批判传统中。因此，“底层”有强大的叙事学力量和批判力量，但几乎没有任何社会和政治生活。毕竟，没有任何政治动员是以“底层”的名义发生的。
不过，就算这样的解读有些道理，我们也不要忘记在葛兰西的早期使用中，当他30年代坐在监狱里写札记的时候，“底层”是一个与政治相关的迫切范畴。“底层研究”是一项由历史学家自觉发掘早期葛兰西而形成的事业。因此我不认为底层研究只是一门学术/理论工作。
“底层研究”开创者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不是一位受过传统学术训练的学者。他早年是一个有国际主义倾向的共产主义者。他的晚辈是典型的学者。切记，他的众多晚辈成长于60年代至70年代的印度，在那时，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思维是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
这部分归结于殖民主义。被殖民者体会到现代性本身首先是政治的现代性。这样，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是最亲密或最知识化的方面，都不是非政治的、超政治的。从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革命主义，到40年代的共产主义，再到60年代的毛泽东主义，这是印度知识分子、人民与马克思主义剪不断的遗产。
加加林访问印度，1961年
朱可夫访问印度，1957年
赫鲁晓夫访问印度，50年代
切·格瓦拉访问印度德里，1959年
毋需赘言，正是这种与马克思主义的特殊关系使印度的思想中出现了一种“替代的行动主义”（surrogate activism）。学术、文学就是政治事业。
我甚至觉得无论底层个人有何生平，研究底层的历史学家完全可以与民族主义者、革命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种姓激进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等更易识别的政治团体站在一起。这样的话，研究底层的历史学家就可以被人们看到，看到他们自觉地与其他人站在一起，共同构成南亚政治思想的异质和竞争传统。
是权力还是主体性
在这里探讨政治主体合不合适？毕竟在底层研究中，底层关系才是关键，因为底层关系拥有主导地位。因此，底层历史似乎不怎么强调主体性问题，而更多强调权力问题。权力问题通过统治和霸权的问题、自治和叛乱的问题来探讨。
对“底层人”的研究很快变成对知识和语言的主导形式的研究，因为底层人的“声音”、“证言”、“言论”就是底层本身，只有斗争、批判殖民主义现代学科（如权力、命令的历史和现代语言学）才能实现。因此“底层研究”仍然专注于权力/知识问题。
然而，在我的解读中，尽管底层研究乐于分析权力，却一直保持着对权力的批判性错位。底层研究把“底层”当作一类单一的人和范畴，借此来保持这种错位。底层研究含蓄地认为，权力问题并不完全是政治问题，因为只是被卷入一种权力关系，甚至是福柯所说的生产性（productive）和健康性（generative）的关系，所以还不是政治问题。
确实，人们可以把权力的变化形式历史化。但是，权力是一个概念，权力普遍存在，具有普遍性，会产生理论上不可行的限制和外部的愿望。早年，底层研究者声称底层独立于国家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许这就是他们对权力“外部”的浪漫愿望。这种主张备受攻击。
然而，从不同角度解读，底层研究可以是一种对政治的想象。这种想象体现在底层的形象中。这种想象被谨慎定位到一个特定的方向上，定位到一种存在模式中，与权力问题相对。
然而从不同角度看，底层研究是一种政治想象。这种想象体现在底层形象中，它被谨慎定位到一个特定方向上，定位在一种存在模式中，与权力问题相对。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确实与权力问题重叠，但政治跨越了权力问题，与权力保持错位关系，正如作为政治主体和历史主角的底层一样。
换言之，分离的底层人对底层研究很重要，也许比权力问题和知识形式问题更重要。因此，没有人把底层研究称作“底层性研究”（subalternity studies）。也因此，早年的底层研究强调“底层”范畴的不明性质，毕竟它可以代表不纯洁的、突变的、混合的、模糊的、新奇的、前所未有的政治主体。底层研究坚持不懈的、甚至是不可回答的“底层‘意识’”问题为“底层”这个没有身体的名称、这个新词赋予了肉体、内部性、深度乃至自主性。
是观念还是身份
然而，底层不是传统哲学意义上的政治主体。“底层”的运作方式与其他名称不同，如工人、农民、公民、人类，后面这些名称是“观念”（ideality）——是具体的历史存在者主张自己的政治主体地位的基础。此外，特定的群体试图成为，却永远无法完全成为这些名称。这种机制让这些名称的观念得以延续。比如，特定的工人群体看起来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也不是毛泽东主义或甘地主义的农民，还不是自由主义理性而自由的公民，甚至不是普遍承认的、纯粹的人。
这些名称的力量恰恰在于这种“无法完全成为”，因为要求这些名称（工人、农民、公民、人类）本身就是净化，就是努力成为没被污染的、无条件的政治主体。
但是，也有其他类型的名称：贱民、黑人、穆斯林、原住民。这些名称以相反的方式发挥作用，是“身份”（identity）而不是“观念”。在这里，不考虑历史，一个人（贱民、黑人、穆斯林、原住民）为了主张政治主体地位，这个人的行为就好像是在无条件地适合并无限地复制这个名称。
底层既不是观念的名称，也不是身份的名称。没有人在普遍主义的奋斗模式中寻求成为一个完美的底层人，也没有人以底层人的身份说话。
除非这个词本身偶尔通过翻译发生了变异。在印度喀拉拉邦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那里，马拉雅拉姆语中的“底层”似乎获得了种姓的内涵，因此出现了“底层研究”是否可以/应该成为“贱民研究”的问题。
印度喀拉拉邦
英国殖民者的家庭和印度仆人，19世纪80年代
因此，在80年代初，“底层”这样一个术语被发明出来，隐含了后殖民主义姿态。“底层”是一个普遍而不观念、具体而不文化的名称。
与观念和身份的名称相对，“底层”这个名字试图对政治主体提出不同的想象。在这一点上，与其说“底层”取代了观念或身份的分析范畴，不如说在分析上先于这些范畴并推迟了它们。
不要把“底层”的谱系放在无产阶级、农民、穆斯林、贱民等范畴的历史中，而是放在诸如人民、群众、民间等名称的历史中。要放在整体性的正式能指之前，从而使民族随后被区分为阶级、社区和选区成为可能。
20世纪90年代初，“底层研究”历史学家贾南德拉·潘迪（Gyanendra Pandey）和继他之后的帕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对“碎片”（fragment）这一概念的征用，恰恰标志着政治需要所导致的整体性的想象。毕竟，“碎片”既代表文献碎片——历史文献中底层生活的证据，还代表底层相对于整体（无论是结构、社会还是国家）所主张的对立存在模式。
当葛兰西谈到有必要书写底层的历史时，他认为，与在国家中寻找统一的主导阶级不同，底层的生活看起来必然是偶发的、零散的。这是因为底层处在从属关系中，不得不参与到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和结构中去，这是必然的。
换句话说，底层不得不参与到一个规则由对手制定的生活中。因此，底层人只能偶然地进入他/她自己的生活。因此，只有当底层实现自主性，脱离当前强制结构和霸权结构，才能实现底层的完整。葛兰西说的是完整（integrity），而不是统一（unity），这很有道理。因此，底层生活的历史和历史学书写共同构成了一种“时间运动”（temporal movement），从对整体的批判到对片段的恢复，再到最后实现自主和完整。
是历史还是哲学
在这样的谱系中，作为政治主体的底层被置于一个批判性的位置，显示出它是“历史的主体”。这是历史学家的历史，不是哲学家的历史。底层是历史的主体，因为他/她与曾经是政治哲学主体的“人口”（demos）、作为哲学人类学主体的“民间”（folk）以及作为批判理论主体的“大众”（mass）之间存在着批判关系。这就是底层的历史性。换句话说，从历史角度看，底层研究体现了政治思想中历史的胜利。
我们可以将这种胜利历史化，写一个更长的故事，说明殖民地的历史写作如何成为政治思想的基础，并与西欧哲学阐述政治的模式相对立（尽管在印度各地的政治学系，政治仍然是通过政治哲学来教授的）。
我曾在《印度历史季刊》（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杂志上写过，上世纪20年代，历史学家和非历史学家之间就“是否应对印度政治进行历史思考或哲学思考”进行的辩论。辩论中充满了这样的担忧：即使被殖民者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哲学性。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辩论，尽管历史学家似乎占了多数，而且他们暂时赢了。
无论如何，尼赫鲁通过《印度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India，一个所谓的历史文本）推崇民族国家的政治主体，这在之后一段时间内不经意间解决了历史和哲学之间的争议。
我在此不探究这个。我只是想在这里强调，历史（历史学家的历史）的复兴是政治的基础，它必须被看作对现代性的重写，因为它始终是殖民的现代性，这种重写的形式是对哲学的政治思想模式的全球性挑战。这对我们的政治概念化有什么启示？这对历史的帝国又说明了什么？
我们知道，在政治思想中，有两种征用历史的模式。
第一种是占主导地位的西欧历史叙事，它虽然是经验性的、描述性的，但也作为哲学原型发挥作用。这样一来，历史和哲学、事实和概念之间似乎就能无缝滑动。
无疑，“法国大革命”的事业是这种理论的最佳例子。作为“经验性事件”（empirical occurrence）的“法国大革命”成为大写的“事件”（Event），成为时间、历史、权利、人类等哲学元概念的起源时刻。由于事物的性质，这些元概念似乎在调解全世界所有的变化经验。在没有经历过“法国大革命”的世界其他地方，政治要么是试图符合这一事实转化为概念的道德暨政治价值，要么只是努力管理例外和/或偏离这一历史哲学规范。
另一种征用历史的模式是后殖民叙事，它显示出西方理论传统中，历史和哲学之间显而易见的无缝滑动背后的藏匿、压制和排斥。
后殖民叙事对高度详细的、纹理化的、特殊化的语言进行“反描述”（counter- descriptions），以此来撤消（undo）哲学主张。这些反描述使哲学本身变得本地、偶然，这就是尖锐的历史性。换言之，后殖民主义叙事征用历史来反对哲学（至少是思考政治的关键一步）。
凭此，历史试图占据传统上由哲学占据的位置。历史升级了。历史的学科边界被打破，历史写作实践以创造性的方式突变，并且历史参与到历史以外的概念工作中。
“底层研究”正是如此，它将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范畴（民族和阶级、自由和平等）通过反描述实现历史化和地方化。同时，它通过创造“底层”的范畴进行概念工作——即使成为历史人，也拒绝完全成为经验的、历史的主体。
至关重要的是，即使他/她被假定为历史的主体，并通过密集的、经验性的细节进行阐述，也拒绝将其自身还原为经验性的、历史性的“主角”。事实上，将一个主体命名为“底层”，绝对先于其作为具体历史时刻的实例化（instantiation），因为“底层”这个名称试图发挥的作用，就好像过去或未来的任何具体人，原则上都不可能落在其范畴之外。
因此，早期要求是将性别、种姓、民族主体更充分、更公正地带入底层研究。今天的问题大同小异——新的经验性人，如难民、流亡者、移民、逃亡者、集中营的囚犯等“非人”是否能算作“底层人”？
似乎正是因为这个名称的“大容量”、形式化和非实质性，使这辆历史人物的“大篷车”在“底层”的符号下无限壮大。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是政治历史，主体是底层主体。
恰恰，“底层”范畴的历史之外的性质使得历史书写的扩张主义意图得以实现，而不是限制。毕竟，如果无穷无尽的、过去和现在的历史人物都可以通过“底层”这个名称被具体化，那么，“底层”也必然是历史的延伸，从而也是历史学家的管辖范围。
加尔各答，1996年
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在质疑现代历史学科或方法的性质。现代历史学科或方法建立在“总是历史化，并且历史化一切”的原则之上的。这是非常不公正的。“底层研究”确实对历史写作的学科规程提出了政治上和认识论上最有效的批评。因此对我来说，问题并不在于历史的边界如何被推开，同时在“底层”的标志下为更新人物提供空间。对我来说，问题在于历史生产是一种普遍基础，它使通过“底层”这样的历史外的范畴思考政治主体成为可能，使其具体化成为历史书写的、普遍而无限的任务。
历史，以及其他时间性
换言之，作为政治主体的“底层”发挥着历史主角的作用，掩盖其自身的历史性，假定一种形式上的、外表和概念上的优先权，产生无限的历史书写。历史是批判自身的学科，并借此将自己重塑为未来所有时代思考政治的真正基础。历史是政治的基础，底层研究恰恰挑战了规范性政治哲学的全球霸权，不过根据同样的逻辑，它也建立了一种历史的帝国。正因如此，底层是一个范畴，底层变得容易受到一系列问题的影响，而我将在这一节中详细说明。
印度，摄影：Manish Khattry
底层范畴面临的问题反映了我们称之为“当代”（contemporary）的新时间意义，而不是历史本身。首先，尽管底层掩盖了自身的历史性，但这个词已经变得容易受到当下变化的历史条件所产生的问题的影响，包括全球、新自由主义、民主、数字或生命政治。
在这种“当代”意义上，我们向底层提出了以下问题。随着劳动力的非正式化、流动性和驯化程度的提高，随着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政府性控制技术不断扩张，随着气候变化和资本主义危机等全球现代性的失败，我们是否看到：底层不再能够通过相应的统治者形象来定义，也就是说没有理所当然的地主、雇主、债主了，而底层在这种情形中体验着他/她独特的“底层性”，并致力于否定和/或自治？
换句话说，统治者/底层的批判性二元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被解开了，因为人们开始在扩散的社会关系网络或全球性的、跨体制的因果网络中体验着苦难和不平等，而不是从特权的、对立的统治者那里体验苦难和不平等？
这种“当代”的表述促使一些最初的底层研究者在最近远离了主体问题。因此，帕塔·查特吉从底层社会的概念转向了政治社会的概念（社会是这里的关键术语）。在他看来，政治社会主要针对政府化的国家机器而动员起来，而不针对任何结构上、社会学上指定的主导群体动员起来。
因此，政治不通过历史上的人物或角色出现，而是通过领域或形制出现。当政府化的社会成为一个道德共同体时，政治就会暂时出现。查特吉试图用“被统治者”这个范畴来替代“底层”，这可能最接近他最近作品中的主体意义，是对传统意义上的主体概念的一种超越。在这里，政治行为者不是拥有或培养政治“意识”的主体。
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从底层角度出发，提出了在全球气候变化条件下“后社会人类”（post-social humanity）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不再是主体，而是一种物质力量，一种物种存在。查克拉巴蒂的做法基于对人类和非人类之间边界的突破，这是对科学的反拉图尔式的操作，也就是说不像拉图尔（Bruno Latour）那样使物质生动化，而是去质疑“先验的人类是历史的正义主体”的主张。
对底层研究者来说，还有一种远离主体问题的方式。拉纳吉特·古哈曾经阐述过，作为卓越主体的底层，他/她对世界等级结构有敏锐的感觉，并有一种普遍的意识（包括否定、方式、领土性、共同体等形式元素）。他把这些都当作底层的固有政治性质。在古哈的孟加拉语作品中，他研究了乡土文学和印度古典文学及美学理论的世界，以体现自我问题的批判性及其对世界的取向。这种自我及其内在性的概念在历史中重新召唤出哲学问题。
沙希德·阿明（Shahid Amin）也提供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对主体的批判。他用“名称”的问题代替了主体的问题。如果政治哲学将甘地、思想家和行动者视为政治主体性的缩影，那么阿明则展示“圣雄甘地”的形象如何产生于他的名字和动员。阿明最近的著作提到了一位穆斯林征服者（Ghazi Saiyyad Salar Masud）。在征服者的故事中，战士的名字和形象被北方邦（Uttar Pradesh）的农民驯化，并在大众的感觉中被用于思考战争、精神、亲属关系和友谊等问题。
甘地和美国总统胡佛，1930年
古哈和阿明的研究都用非世俗化的叙事写给非世俗的同代人。这需要一种叙事模式，以便能在时间上来回移动，跨越殖民主义与非殖民主义之间、世俗与精神之间的断裂。
印度北方邦，摄影：Pascal Meunier
“底层”的范畴很容易受当代问题影响。“当代”是一种时间条件（temporal condition），在这种条件下，历史意识在思考时间、过去和未来时已不足够。历史学家采取的“后底层研究”轨迹不仅对主体问题置之不理，而且同时远离了历史本身。直到最近，历史似乎还是政治思想的唯一基础。古哈在他的《世界-历史极限的历史》（History at Limit of World-History）一书中，也提出了反映现代性极限的历史极限。
显然，一种危机感和/或现代主义感情的缺乏让古哈成为“后底层研究者”。古哈引用诗人泰戈尔在20世纪初对历史写作的批判，认为历史写作是一种无法捕捉或改变日常/普通生活的时间思维模式，而文学（sahitya）承担着这个任务。
查特吉虽然继续专门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但他将民主的故事从现代性的叙述中移除，造成现代与当代之间的裂隙。他认为，前殖民地的现代性是公民社会和法律的领域，而公民社会和法律是对民主的限制，民主则在所谓的非现代性、非法和大众的领域蓬勃发展。因此，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提出反福柯式的“裸体生命”（bare life）概念时，投向了弥赛亚时间（messianic time）。拉图尔在提出非人类的概念时，也将事物（things）和物质的时间与人类生活和历史的时间编织在一起。
在这里，我不跨范畴比较，不在主体、被统治者、赤裸生命和事物之间比较。相反，我最后将简要地谈一谈，这种看似枯竭的历史（作为思考政治的基础）有何意义。
我认为，这种看似枯竭的历史由全球范围内，历史和历史主体的无限扩张的当代状况产生。底层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种扩张。底层研究是20世纪下半叶激进的政治时刻，它看到迄今为止被剥夺了历史的民族为自己要求自主和合法的历史，正如它看到正义的概念本身被率先重新配置（reconfigured）为历史正义（historical justice）。
这是南亚贱民运动的时刻，是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内部和外部的争论，是澳大利亚原住民权利的声张，等等。
然而，这个时刻逐渐让我们明白，我们正在迅速接近历史的极限。因为虽然少数人的历史变得可能和丰富，但借用查克拉巴蒂的说法，底层的过去与他们的神学、精神、宇宙论元素大声而明确地抵制着“被历史化”，这些元素是破坏历史正义的有序机构，是历史之外的力量，它们正回到我们的身边。
同样重要的是，历史从政治基础的角色，逐渐成为政治领域中的主角。换句话说，历史本身成为我们公共和政治生活中的参与者和力量。我们从90年代印度教的历史、贱民的历史、穆斯林的历史、皈依者的历史等等之间的暴力冲突中已经学到了这一点。这些冲突使历史学家在政治上和职业上都非常无助，即使他们试图认真裁决好的和坏的、客观的和有动机的历史。这些冲突还显示出历史作为政治基础的不足。学术史不得不公开、反复地借用道德哲学和/或自然科学来支持自己的主张。
但历史在当代的枯竭不止于此。查克拉巴蒂严正指出，底层叛乱者（如1855年比哈尔邦和孟加拉邦的土著桑塔尔人）常在援引土地权等明显的政治问题时，同时援引神灵。
不可否认的是，即使今天很多人都对世俗化和祛魅的世界感到失望，但是神灵和其他不可能的力量仍然守在政治领域，这让很多人谈论宗教在当代公共生活中的“回归”，就好像宗教真的曾经消失过一样。
正是政治的精神和/或神学方面标记着现代和历史的局限性。在整个20世纪，甘地和施密特（Carl Schmitt）、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阿甘本、伊克巴勒（Muhammad Iqbal）和阿罗频多（Aurobindo Ghose）等政治思想家，以及激进的伊斯兰主义、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Zapatista）等政治运动都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这也是底层政治的精神层面，先知、农民国王、神灵和异象的标志常常是他们的特征。底层历史学家本身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除非尝试将底层文化化，否则永远无法把他们真正容纳到历史年表的世俗时间中。
历史的过剩和枯竭同时存在，使得我们今天必须自觉地用某种历史以外的智力劳动来补充历史写作。当然，这种劳动可能采用什么样确切的形式，仍然是一个未决的问题。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我们必须承认历史外的时间性问题，包括今天对当代性的想象背后的时间性，我特意指的是“当代性”（contemporaneity），而不是“现代性”（modernity），因为我确实认为这两者不一定是相通的。
这些历史之外的时间性以高度变化和经常相反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它们，有时是对即将到来的、生态灾难的、世界末日图景，有时是政治解放的救世主运动，有时是期货交易和风险对冲，有时是与过去和传统的元素建立新的、和前所未有的联系——它们，经常绕过或跨越传统的历史时期，或成为非世俗的国王/神的时代。只有在理论上承认这种异质的时间性和经验，我们才能重新将底层政治和底层生活主体化。